由于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贫富悬殊时期和收

引言

智利的数据非常有趣。罗德里格斯·韦伯通过巧妙变换社会表得到了数据。他使用一种被称为动态社会表的方法做出了非常详细的社会表，测算了在某些政治或经济重要时期几百个社会群体或职业群体的人口和收入。这些重要时期是不同政治或经济阶段的转折点，数据也更丰富。

罗德里格斯·韦伯有非常完整的收入和工资数据（包括男性和女性工资），然后设定不同群体的收入按照一般工资或宏观收入数据的增长率上升。例如，如果一个群体的收入主要由非技能工人的工资组成，那么罗德里格斯·韦伯会以建筑工人的平均工资显示该群体的收入演变。因此在其设定中，社会结构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但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以不同速度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也发生变化。因此，相比于个人“静态”的（仅一年的）社会表，我们得到了一幅更令人兴奋的（“动态”的，年度的）图。智利也因此有了描述贫富差距长期演变的最完整、最详细的数据集。

罗德里格斯·韦伯对—年的研究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库兹涅茨波浪出现了明显的连续性。罗德里格斯·韦伯用经济和政治力量共同解释这些变化（这是他的研究成果的一个优点）。第一次库兹涅茨波浪从年到年的向上部分可以解释为政治束缚，即庄园主把农场工人压迫在温饱线上。从年到年的下降曲线可以解释为较低的铜价使农场主的收入下降，英国资本家购买矿山，以及智利在战胜秘鲁和玻利维亚之后其领土扩大了2/3，提高了土地劳动比（使得工资上升）。

第二次库兹涅茨波浪从年到年下降，这显示类似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反映了一些通常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教育普及、强大的工会和最低工资的增加。这都是同时期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大平均”的共同点（在智利，这段时期是从左翼民族阵线胜利一直到年萨尔瓦多·阿连德上台）。在亚洲，我们只有日本的长期数据，而且仅从19世纪末开始。数据显示，在持续40年左右的时间里，不平等强劲上升，峰值出现在二战前。

战争大大减少了不平等。年后，日本像所有发达国家那样，进入了一个不平等水平长期相对较低的时段。年（这一年开始有了更有规则的数据），日本基尼系数大约在35（自那时起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35左右）。这比二战前的最高值下降了20左右。在日本第一次库兹涅茨波浪中，最高的不平等水平发生在美元的收入水平上（以年国际元计价）。这和英国、西班牙的情况没有太大差异。经济和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库兹涅茨波浪。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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