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真理运动

仅仅用依地语写作是不够的，凡是人总有一些话要说。

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年举办规模宏大的艺术节，为考验美国秘密宣传工作的能量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格言“媒介即信息”究竟有什么含义，这句格言中的“信息”究竟指的是什么，政府的战略家们一直没弄明白。或者，正如前战略情报局人员、艾森豪威尔的特别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Rostow）后来所言：“我们搞的鬼把戏之所以老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要给“信息”下一个定义，还有谁能比一位广告经理更合适呢？

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个人为美国的文化战拟定了一个进程表。这个人独自做的工作超过了任何人，此人就是C.D.杰克逊。杰克逊是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又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心理战特别顾问，堪称美国最有影响的隐蔽战战略家之一。杰克逊年出生于纽约，其父从事由欧洲进口大理石和岩石，是一个实业家。杰克逊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进入自家的公司，跑遍了欧洲，在欧洲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关系成为他的宝贵财富。年他加入亨利·鲁斯的时代-生活杂志王国，任广告部经理。战争期间，他成为美国重要的心理战专家，出任海外战况处（OfficeofWarInformationOverseas）的副处长（负责北非和中东），后来又担任心理战处的副处长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副职，属艾森豪威尔将军麾下。

战后，C.D.杰克逊又回到时代-生活杂志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时代》杂志的副总裁。他是艾伦·杜勒斯的“纽约帮”的早期积极分子，是派克大道牛仔帮的一分子。年他应邀参加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出资的研究项目，目的是为美国情报机构的重组提出建议。参加这项工作使他成为中央情报局通过“真理运动”和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进行的隐蔽行动的“外聘”负责人，当时他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在这个岗位上，他汇集了一大批包括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内的美国名人，这些人非常乐意让委员会借用他们的名字。

他还是自由欧洲电台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是委员的还有杰伊·洛夫斯通，亚瑟·施莱辛格也不时参与其事。他同时还担任黑人团体联合基金（UnitedNegroCollegeFundation）的董事、波士顿交响乐团托管班子的成员，同事中还有冷战斗士亨利·卡博特·洛奇（HenryCabotLodge）、雅各布·卡普兰和爱德华·塔夫特（EdwardTaft）；他还是林肯艺术规划中心、大都会歌剧院协会（与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CorneliusVandebiltWhitney，一道）以及纽约卡内基公司等机构的董事。

艾森豪威尔在指挥欧洲和非洲各战役时就与杰克逊熟识，并在怎样调动观众方面受教于他。正是在杰克逊的说服下，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时同意雇用一家公共关系公司，开总统候选人雇用公关公司之先河（此举导致一位作家开玩笑地用香烟广告词写了一首“我爱艾克”的顺口溜）。不久，艾森豪威尔作为美国第34届总统入主白宫。在他任命他的工作班子时，他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任命C.D.杰克逊为他的心理战特别顾问。这一地位使杰克逊成为非正式的宣传部部长，拥有几乎无限的大权。

杰克逊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加强美国进行隐蔽战的能力。这个时期的心理战和宣传行动分散在国务院、经济合作管理局（主管马歇尔计划）、军事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各部门，而中情局内部，威斯纳的政策协调处又常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鉴于这些政府部门之间在组织上时常争论不休，部门之间又相互竞争、明争暗斗，杰克逊认为它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就像是“专业的业余者”，他抱怨说，“华盛顿在这方面根本没有统一的政策，是一个真空地带”。他强调说，这个领域“既存在着机遇，又是一个难题。机遇就是为美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活力，但这并不是仅仅依靠金钱就能赢得的，我们要依靠思想。迄今，我们的原动力就是自我保护和金钱，我们必须代之以美国早期那种执着追求理想的动力。在我们面前存在着使美国的主张在全世界恢复活力的机会……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做到维持我们的影响力而不必事事退缩。”简言之，需要为美国的心理战制定一个“全面的政策框架和具体计划，其目标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时能够不战而胜。”

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会上解释说：“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的目标更为微妙，更为广泛，更为彻底。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美国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争取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为普及这个真理，我们将要使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心理战’。不必纠结于这是一张5美元的钞票，还是一个5个音节构成的单词。所谓的‘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

为了克服政府各部门之间在隐蔽行动上的分散和相互竞争状态，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曾建议组建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协调心理战行动。尽管国务院对此持反对意见，乔治·坎南还是极力支持这个想法，并说服杜鲁门总统签署了一项秘密指令，于是，年4月4日心理战略委员会宣告成立，就是这个委员会（不久该委员会的名称就简化为PSB）奉命来制定杰克逊建议的“政策框架”。

PSB的“教义性”或“意识形态性”计划，最早是在一份代号为PSBD-33/2的战略文件中提出来的。这份文件至今尚未解密，但是一名心怀焦虑的PSB官员查尔斯·伯顿·马歇尔（CharlesBurtonMarshall）曾写过一份很长的内部备忘录，无所顾忌地引用了这份文件中最令他感到忧虑的段落。他在备忘录中问道：“如果一个政府专断地制定一个内容广泛的教义体系，这个政府怎能不带有极权主义色彩呢？”他接着评论说：“这份文件对于这一点只字未提。文件主张以统一取代多样性。文件企图提出一种体系来证明‘某种类型的社会信仰和社会结构’是正确的，其中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人类愿望的准则’，涉及人类思想的所有领域，从人类学和艺术创造直到社会学和科学方法论，无所不包。”马歇尔（他成为PSB的一名坚定的反对者）接着批评了文件要求“制造一部‘机器’来生产思想，‘系统地、科学地为美国生活方式塑造形象。’”马歇尔说：“文件预期能在协调机制下‘生产学说’，文件鼓励‘从速采取行动来激励思想的创造与传播’……它预言，通过这种努力，会带来一个‘长期的思想运动’，其目的不仅是反对共产主义，而且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打破另一种学说体系，因为这种思想体系为‘敌视美国的目标’提供了思想基础。”他得出的结论是直截了当的：“这与极权主义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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