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关于经济计划发展前景的考

引言

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关于经济计划发展前景的考量——伊曼纽尔把工资的相对总水平说成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似乎这种工资水平实质上可以由政府发布法令或工会发挥其斗争性便可提高到由生产率总水平决定的限度以上；他肯定错了。例如把印度茶叶工人的工资提高三倍，使他们成为工人贵族，能得到三倍于印度其它经济部门工人的工资，这肯定是荒唐的。

一个“茶叶欧佩克”（teaOPEC，茶叶输出国组织）行之有效的可能性不大。注意到下面这点也是重要的，即像茶叶这样的商品只是第三世界出口贸易的一部分，而许多其他出口项目（如矿物、食品、制造业产品等）也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存在着竞争。美国的大米，甚至美国的棉衬衫，也可以与更穷得多的国家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大米和衬衫竞争，并在销售中获利。这并不是认为国际贸易解决了不发达的全部问题或甚至是大多数问题，也不是认为自由市场将把要素报酬上的不平等完全拉平。

除了已经提到的对劳动力迁移的限制以外，在同一个国家（例如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中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持久的不平等也不乏其例。这足够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所谓自我调节机制可能会失灵，而政府干预可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默达尔（Myrdal）早在25年前就提出来了。

但这个论点并不反对贸易，所以在意大利、南斯拉夫或中国没有人能当真争辩说，不太发达的地区应当与其本国较繁荣的地区分割开，即使在接受区别对待的办法，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情况下也罢。同样地，我们可以，也应该承认世界上贫困国家的特殊问题，但不硬谈它们的贫穷是起因于富国之富，或者认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在于与世界市场一刀两断而自给自足的发展。

一个寻求在社会主义的保护下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显然将不得不而临依赖对外贸易的事实。在许多情况下，当其进口需业增加时，这种依赖性将不断增大。这种情况已经在许多经济图很不相同，并且试图通过减少进口政策来实现工业化的固家出境了。对某些读者也许不太熟悉的一个例子是匈牙利。在这个相对不太发达的国家历史上的“斯大林主义”时期，曾实施过一个非常野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而且在某些观察家们看来，它似乎是妥实现自给自足。然而，由于许多设备、材料和燃料在国内都不能提供，实际结果是大大增加了这个先前基本是农业国的国家对外贸的依赖。

另一个例子是古巴。在其幅员和国内市场一定的条件下，这个国家所遵循的战略严重地依赖于一种主要的出口产品糖。这种商品（因为美国的抵制）大部分被苏联及其盟国买去；收购价格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是优惠的，而且是一种苏联对第三世界或华约组织内的其他国家所不愿使用的价格。古巴反过来又用出售这些糖的收入购买资本品和各种各样的制造品。

虽然过分依赖某一种出口产品是危险的，而且赞成多样化的理由也很有力，但人们对彼得怀尔斯（PeterWiles）的如下评论还是表示同情，他认为，那些原则上不愿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是“把大自然的礼物原封不动的退回”。如果一个玻利维亚家庭能通过卖锡而成为百万富翁，而澳大利亚能从出口铁矿石和羊毛上致富，那么，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至少也必须试一试，因为它必须认识到，它自己的发展计划将需要更多的外汇。

关于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再说几句。就价格来说，这些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没有多大差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是以世界市场的价格为基础的。贸易通常是在双边讨价还价的基础上进行的，间或还伴随着长期的低息贷款。有利有弊。向世界市场销售以换取可兑换通货，使人们能够用销售所得收入根据自己意愿从任何人那里购买任何东西。双边的讨价还价把一方与另一方供货商连结起来。其次，这可能为那些或者因为缺乏竞争力，或者因为对方对进口的限制，而无法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销售的商品提供了市场低利率，如果提供的话，正像预定用商品来偿还贷政一是有吸引力的。

苏联及其盟国在向那些可以透购理或日本商品的国家出售共机器和其他制造品时，遇到极火的回答，这决不是偶然的。古巴属于在环境的逼迫下被迫转而依靠共沙党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古巴能和美国开展贸易，那么无疑不仅古巴人而且苏联人都会感到高兴，现在主要是美国的政策妨碍了这种贸易。

还有其他一些与对外贸易有关的问题，如：货币的可兑换性，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是否符合需要，进口许可证与关税的不同形式，进口的顺序（例如，禁止奢侈品的进口），等等。对这些问题必须做出抉择，而如何抉择又受到在可实施性、走私、贪污和黑市等方面的考虑的影响。

在许多国家，不论其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官方与非官方汇率之间的巨大差距刺激了非法持有巨额外汇的人的大量逃汇（年，我在智利的一位朋友到银行去兑换一张美元旅行支票，接待她的那位银行职员对她说，“夫人，捌干这傻事，到外面去，我给你的价钱比官方汇率高五倍”）。在南斯拉夫，允许有限的自由兑换，甚至允许把南斯拉夫公民的国外工资和汇款以外币形式存入南斯拉夫银行，这从国家的角度看，是合适的（对南斯拉夫公民用第纳尔购买外汇权力的限制，从国际收支危机的角度上看，是正确的。过去的意图是允许完全的自由兑换）。这样做在其他国家可能也是明智的。

外国投资问题也经常造成思想混乱。实际上象伊曼纽尔这样“左”的经济学家都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伊曼纽尔是以“不平等交换”理论而闻名的。他使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苏联本身，都毫无例外地积极寻求各种形武的外国贷款，以使他们自己不至于太惨。但是，需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尽管从国外借入资本，并且经常与对国外技术的需求联系起来，常常被认为是非常适当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实现这种借货。我可以通过引述一些反映消极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些方式之间的区别，这些例子都是拉丁美洲国家的。

一个例子是，有一位墨西哥经济学家在谈到最近美国在墨西哥的一个投资项目，一座生产供狗食用的罐装食品工厂时感到气愤。正统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说，如果那里有需求，为什么不可以？社会主义者们用墨西哥人民自身的需求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对墨西哥人民来说，罐装狗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当然，这种需求是高度扭曲的收入分配的一种结果；而正是这一点，以及（而不是？）对外国投资的政策，应是采取行动措施的主题。

另一个例子取自玻利维亚，当地的经济学家们告诉我，哪儿的大多数外国投资的方向不是由玻利维亚人而是由美国援助官员决定的。许多年前有人跟我举过另一个例子，美国援助项目官员不满某省的省长人选，因而否决了一个他们当时正在帮助筹资的筑路项目，直到这条公路的路线不经过该省时，才重新支持这个项目。通常的说法是：一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应当对外国投资的目的有所控制，使它对于适合本国发展计划的项目有兴趣，同时不允许其他方面的投资（根据社会需要的重点、进口的内容、出口的潜力等原因而定）。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发展计划被多国公司和其他外国企业的决策者所忽视。但是经验表明，可以与这些公司谈判，而且外国资本及其所带进的技术诀窍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谈一谈适用的和不适用的技术。关于这个题目有人写过许多胡言乱语的文章。例如，多国公司总是被打扮成反派角色，有人说它们应对引进这些技术负责；然而，国内资本家也喜欢节省劳力的技术。这部分地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该项技术所节省的劳动的成本很高，而且劳动力缺乏（如果是技术工人）。另外的因素是存在最低工资法和社会保险的缴款额很高。还有该国的价格和汇率政策，有时制定出来就是为了促进资本品的进口的。

问题的产生是因为节省劳力的技术似乎是经济上最有益和最有利可图的。但是，当某地的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和大规模的来自乡村地区的移民迫切需要更多的就业机会时，这的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可能由此引起巨大的社会外部不经济，所以对采用这种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设计出来的技术有时可能需要加以抑制，但是，那里的进口一定是在有巨大经济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的。

据说，苏联在30年代就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因为苏联人只要有可能就总是购买最新的技术，而当他们缺少资本（和外汇）时，他们就同时，并在不那么重要的行业中使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例如材料搬运）。

结语

这些技术东西是要付出价钱的。显然，像在所有事情中一样，人们都试图确保可能是最好的价钱，并保证利益大于支出，不论后者是表现为汇回利润、支付利息、技术诀窍费的形式，还是其他什么形式。因此，人们不应该认为这个技术进口国的贫穷是由于这种“剩余的榨取”。显然，如果借来的资本（和进口的机器、原材料和食品）都能无息或免费提供，那么一个国家的境况就会好些。有的时候，西方国家一定觉得这就是“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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